黎蘋的甜橘藝術

在儒家博大精深的思想體系中，

蘊含的生態倫理思想十分豐富，富有極其深厚的生態倫理底蘊。

（一）“天人合一”是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哲學基礎，

認為人與自然共為一體，應當和諧共處。

“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是現代生態倫理學的哲學基礎。

然而，最早提出這一觀點的是中國古代的思想家們。

關於“天人合一”，

我國古代哲學家的表述有所不同，也有不同學科意義上的理解。

從生態倫理學意義上理解：“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質是“主客合一”，

肯定人與自然界的統一，認為人是天地自然的產物，

人是大自然和諧整體的一部分，強調“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儒家繼承了殷周以來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思想，

主張天人相感相通、天人合一觀念。

孔子雖然沒有明確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

但整體意義上的生態倫理觀念十分鮮明，

以至於儒家的許多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源頭。

“大哉！堯之為君也。

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

（《論語‧泰伯》）。

孔子肯定了天之可則，即肯定了人與自然的可則，人與自然可以統一。

孟子提出人要由“盡心”、“知性”而“知天”，以達到“上下與天地同流”。

漢代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應”理論。

儒家“天人合一”的哲學發展到宋代更趨成熟。

宋代張載說，“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正蒙‧誠明》），

他認為天道的“誠”就是天德，

“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正蒙‧乾稱》），

即儒者需要通過“明”來達到對“誠”之天德的把握，以實現天人合一。

（二）“順應天常”是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根本要求，

認為人應當尊重自然規律，合理開發利用自然資源。

《周易‧大傳》有言：“夫大人者，

與天地合其道，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

對為政者提出了順應自然、使其行為合乎自然本性的道德要求。

儒家深刻地洞悉到萬物之間存在著內在的必然的本質聯繫，

有其自身秩序和自身規律。

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論語‧陽貨》），

認識到了四季更替、萬物生長的客觀規律性。

荀子指出：“天有行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

應之以治則吉，應之以亂則凶。”（《荀子‧天論》）

不僅肯定了自然萬物運行規律的客觀性，而且強調人們只有認識規律，

嚴格按客觀規律辦事才能避“凶”趨“吉”，由“亂”致“治”。

儒家主張“制天命而用之”，

就是要求人們掌握和利用自然規律，

按照四時變化和生物生長規律組織生產和生活。

孟子明確提出了取物以時、“不違農時”的思想，

提出要尊重自然外物的生長規律，愛惜、保護、幫助促進其生長和發展。

荀子主張“山林澤梁，以時禁發”，做到“謹其時禁”，

就是要根據自然規律，把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與保護緊密結合起來。

這樣才能“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使百姓“有餘食”、“有餘用”、“有餘材”。

（三）“仁民愛物”是儒家生態倫理思想的主題，

認為人要愛惜生命，重視對動植物的保護。

孔子主張以“仁”待人，也以“仁”待物，

要求把“仁”、“愛人”、“義”、“禮”

這些人際道德原則擴展到自然界萬事萬物之中去，

以此來協調人與自然界的關係。

孔子認為人對萬物應持一種同情的善待態度,否則就是不人道，

所謂“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恕仁也”（《孔子家語‧弟子行》）。

這意味著對自然的態度與對人的態度不可分離，

惜生與愛人憫人同為儒家思想題中應有之義。

他指出：“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禮記‧祭義》）

孔子已經把人們對待生物的態度當作儒家道德規範之一～孝道來看待。

孔子把對待動物的態度看作是道德問題，

初步實現了由家庭倫理、社會倫理向生態倫理的拓展。

孟子繼承和發展了孔子“仁愛萬物”的思想，

提出了“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寶貴思想，

第一次明確提出並初步回答了生態道德，與人際道德的關係問題。

孟子要求世人對人、對物，都應該持有一份“不忍之心”。

仁政之德不僅在於施恩於黎民百姓，使他們安居樂業、和諧自得，

而且還應該擁有更為博大寬廣的、泛愛萬物的胸懷，

“恩，足以及禽獸”（《孟子‧梁惠王上》），

使萬物在共同的世界裏和悅共生、協調相處。

董仲舒則直接把愛護鳥獸昆蟲等當作仁的基本內容。

他說:“質於愛民，以下至鳥獸昆蟲莫不愛。

不愛，奚足以謂仁？”（《春秋繁露‧仁義法》）

張載認為人類應該兼愛萬物。

他說：“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我之得私也。

惟大人為能盡其道，

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正蒙‧誠明》）

在這個認識的基礎上，張載提出了“民胞物與”的著名命題：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正蒙‧西銘》）

他們都主張人類要仁愛自然萬物，對自然實行“人道主義”。

（四）儒家“取之有度，用之有節”的準則，

要求對大自然索取有度，對資源節約使用。

儒家主張慎用資源，強調“取之有度”；要求人們珍惜資源，“用之有節”。

崇尚勤儉節約，反對暴殄天物，歷來是我國重要的傳統道德規範，

在儒家傳統生態倫理思想上，

則體現為一種對物質享受的節制，和對自然資源的珍惜與愛護。

《禮記‧王制》載，

古代天子狩獵時“不合圍”，諸侯狩獵時“不掩群”，即不把一群動物都殺死。

據說商湯就曾“網開三面”，即便在捕獵時，

也不能“一網打盡”，不能斬盡殺絕，要給野獸留下一條生路。

孔子反對竭澤而漁、覆巢毀卵的行為，

認為對生物的獲取要有度，“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只有愛護、珍惜大自然,使各種生物各得其所，

生物界才會出現生機勃勃的繁榮景象，

“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

（《呂氏春秋‧功名》）。

這都是要求人類對自然資源在愛護和珍惜的前提下有度的使用，

才能保持其持續存在和永續利用。

正如朱熹所說：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孟子集註》卷十三）。

孔子提倡：“節用而愛人”。

儒家在人的生活態度上並不反對求富，

但是認為應該遵從一種“合於義”的節儉的生活方式。

孔子強調，“奢則不遜，儉則固。

與其不遜也，寧固”（《論語‧述而》）。

孔子很重視禮，但他並不看重禮的外在形式，

他不主張使用高貴華美的禮器，穿戴許多製作複雜而且過於講究的服飾，

他說“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八佾》）。

荀子也認為，節儉順應天地的自然規律，而且可以抵制自然所帶來的災害，

他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

本荒而用侈，則天不能使之富”（《荀子‧天論》）。

儒家寡欲節用的道德要求，對於合理利用自然資源、減少鋪張浪費，

保護生態環境、約束世人的行為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引用 : 文生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