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之道是中華文化的骨髓,作為一種方法論,它已經深深滲透到了,與中華文化有關的每一個元素和成分之中,成為構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社會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每個置身於中華文化視野中的社會成員,無論你願不願意,承不承認,你都無法擺脫那與生俱來的中庸的思維模式和價值觀。因此,正確地認識中庸之道,並加以合理的應運,既是一種智慧,也是一種無可迴避的文化責任。
 
中庸思想起源很早。《尚書》中就已經記載了很多關於古代聖王執中、行中的例子。如《盤庚篇》的“各設中於乃心”、《呂刑》“罔非在中”、《詔誥》、《洛誥》的“時中”、《酒誥》的“作稽中德”等。在《尚書‧大禹謨》中,有被宋儒稱為“十六字心傳”的那一著名的箴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尚書‧洪範》記載,周武王向殷代的遺臣箕子請教國事,箕子提出九條大法,其中就有中道的思想:“無偏無頗,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由此,我們可以把《尚書》中強調“執中”的政治智慧,看作是中庸之道的思想源頭。
 
“中庸”一詞,語出《論語‧雍也》。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養境界,長久以來,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了。孔子這樣推許的&ldquldquo;中庸”,其含義到底是什麼?其境界到底又有多高呢?朱熹解釋說:“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這樣,中庸一詞的含義就是,中是一種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的最為恰當的狀態;庸,則是說這樣做是不可更易的常理。概括而言,中庸的含義就是,中是一種常理。
 
另一種解釋來自漢代的鄭玄。他註解說:“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意思是,中庸,就是中道之運用。這兩種解釋,在“中”的含義為中道上沒有差別,只是在“庸”的含義上有一點分歧,而這一點分歧實際並不是本質性的。如果一定要從文字學的角度分析,參照許慎《說文解字》的說法,“ 中,內也;上下通也”、“庸,用也,”則“中庸”的本義就是中道的運用,鄭玄的解釋更符合中庸的本意。
 
不管怎樣,中道本身便是極高極難的標準。這一點,也可以通過孔子的其他言論來參證:“無適也,無莫也,義與之比。”(《論語‧里仁》)、“過猶不及”(《論語‧先進》),意思就是凡事都要盡可能追求最為恰當合理的處置,不能過,也不能不及。打個比方,比如勇敢,過了就是魯莽,不及就是懦弱,只有恰如其分的勇敢,才符合勇敢概念本身。事實上,中庸本來是一種道德修養境界,但是孔子把它普泛化了,在這種普泛化的過程中,中庸也自然而然地轉換為一種方法論了。一件事我們可以盡可能追求最優解,但是每件事都要追求最優解,實在是太難了。
 
這樣一個最優解,怎樣才能做到呢?孔子的教導是:“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論語‧子罕》)“子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於民”(《中庸‧第六章》)。叩其兩端或執其兩端,就是指從事情的兩種極端的狀態入手,認真推敲研究,仔細體會把握,尋求和兩種極端完全不同的最優解。以勇敢為例,我們只有從勇敢的兩種極端狀態入手,認真推敲研究,仔細體會把握“魯莽&rdrdquo;和“懦弱”,才能真正懂得和運用“勇敢”。需要說明的是,孔子所倡導的這種思維方式,很容易被誤解為折衷主義,事實上,中庸之道的思維方式和折衷主義完全不同,叩其兩端的方式,更加接近於現代邏輯中的試錯法。
 
為什麼孔夫子要懸置這樣一個大家都很難做到,卻又不得不努力去做的高標準,引導這樣一種理想主義的方法論呢?緣由大約有三。其一,儒家以祖述堯舜,倡明先王之道為己任。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很容易把先王之道理想化。中道的思想作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等古代聖王的成功秘訣,被儒家抬高到理想化的程度,更是情理之中的事;其二,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古代農業社會大環境下的產物。在農業社會中,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單一性,以及由單一性而必然存在的重複性,乃是儒家倡導凡事追求最優解思想的社會背景;其三,同時,農業社會生產和生活的慢節奏,也為儒家凡事追求最優解的理想化方案,提供了時間上的可能性。

 

 

引用 : http://blog.xuite.net/wenshengxin/tw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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