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古之初，天地未分，那時發生的事情，如何去考察證實？
既然說元氣無形，又怎麼去辯識？人說天有九重，誰曾量度？
又說天有八柱，各在哪裏？太陽每天早出晚歸，共行多少里？
有說南北長，有說東西長，究竟長多少？‧‧‧
屈原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也許是唯一當得起“偉大”二字的詩人。
但大家總是忘掉，屈原不僅是詩人，還是思想者，
不僅寫過《離騷》，還寫過《天問》。
《天問》問天問地，問歷史，問宗教，有一百七十多個問題。
而從漢儒起，便把屈原的作品，強拉入正統的陣營，
一篇《天問》，也被說成“洩憤”之作，
好像屈原指天劃地，只是發發小孩子脾氣。
也有高看它的，如“奇崛派”詩人李賀，推《天問》為楚辭中第一，
但那理由卻是它的語言“奇崛”，這怎能不叫人既笑且嘆？
屈原是楚國的大夫。
當時的思想體系，南方和北方很不一樣。
北方有孔子和墨子，南方有老莊和別墨。
和齊魯學派相比，
楚人似乎更喜歡琢磨本體問題和自然現象，有點為知識而知識的精神。
屈原既有頭腦，又是個極認真的人（不然也不會自殺），
這種性格，在後世越來越罕見，他的《天問》，也跟著進了冷宮。
《列子》中有個寓言，說兩個小孩兒爭辯太陽的遠近，難倒孔子。
註者張湛拿《莊子》裏的一句話來搪塞：“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
～太陽的遠近，居然成了不必討論的問題。
這只是寓言，但說明著那時的情況。
漢代以後，齊魯學派佔上風，其餘各家，紛紛式微。
儒家的一個毛病，是沒有知識上的好奇心，
對《天問》之類，完全能做到視而不見，晏然自若。
唐代有柳宗元，作了《天對》，來回答屈原的問題。
柳宗元是唐代最聰明的人之一，他不相信神話，比同時人高出一籌，
但一涉及天地萬物，他多不承認問題的存在，“九重”沒有、“八柱”沒有倒也罷了，
而大地也沒有盡頭，所以談不上度量，～你怎麼知道呀？
他的另一個辦法是膚廓地談談元氣。
屈原明明已經在問，“氣”有象無形，該如何定義呢？
柳宗元沒有懂得這個問題的意義，
仍用“氣”來高遮低擋，這個也是氣，那個也是氣。
～“氣”果然無所不能，不只解釋一切，還能把人氣死呢。
不只有氣，還有理呢。
朱熹集註《楚辭》，是流行的讀本。
他說：開闢之初，那些事雖然不可知，
但其道理就在我們的心裏，想知道的話，反省內心就行了。
藏在自家肚皮下的大道是什麼呢？
“天地之化，陰陽而已。”
好個“而已”，～屈原苦苦的追問，到了朱子這兒，則只有“而已”而已。
如對大地的面積，
朱熹回答：地的大小雖然有窮，但既非人力所能遍歷，也非算術所能推知。
～其實從不曾試圖去遍歷，也沒有工具來推知。思想的懶惰，莫此為甚。
對實在答不出的問題，宋代的朱熹說：“兒戲之談，不足答也。”
清代的錢澄之說：“必求其義，豈非愚乎？”
～各代的聰明人面對《天問》中，
涉及古史和神話的那一部分，尚能漫引舊說，振振有詞；
面對涉及自然界的發問，無不東拉西扯，支吾其詞，借用明末黃文煥的評論，
便是：“人無由問，天不肯自問，一時千古，只共昏迷。”
要回答屈原的一批問題，辦法只有一個：測量。
測量是科學的肇始；而既無窮究事理的學者，測量反成工匠的賤役。
一直等到黃文煥的時代，才有一位周拱辰，引用利馬竇的地圖，
解說“地一周有九萬里，地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等。
這已是距屈原兩千一百年後的事情了。
各民族都曾有自己的《天問》，
如冰島人的《埃達》，希伯來人的《約伯記》，
印度人的《梨俱吠陀》，希臘人的《神譜》。
到後來各走各的路，各有各的原因。
在中國，傳統的教義是用審美代替思辯，用玄想抵制實測，用善惡混淆是非。
屈原作了《天問》，兩千年間的學人，則共同創作了一部“不問”。
～那麼，這兩千多年裏，人們怎麼還好意思去紀念屈原呢？
答曰：沒什麼不好意思的，賽龍舟、吃粽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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