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創始於中國春秋末期的孔子（公元前551年至479年）。面對春秋時期諸侯爭戰不休、人民困苦不堪的現實，孔子不是像宗教家那樣，創造出一個外在的超越的全知全能的救世主，通過天啟和神諭來規範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而是回首歷史，到上古“聖王”那裏去尋找智慧。孔子自謂 “述而不作”，實際是以“述”為“作”，通過對歷史傳統作當代詮釋，來實現價值的疊加和轉換。
儒學的思想淵源可以遠溯於中國上古時代的“德治”傳統。所謂“德治”，是指上古聖王堯、舜所樹立的政治楷模，其遺風流韻一直傳至禹、湯、文、武、周公。儒家“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古代聖王的“德治”為理想的政治。儒家所倡導的“德治”的意義是什麼呢？從“德治”的方式說，強調領導者在道德方面起表率作用，主張領導者以個人偉大的人格魅力去感召天下，而不是以武力的方式去威服天下。
在儒家看來，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統治者一人的天下；要實行“德治”，就須以天下為公器，實行“以德居位”的賢人政治。這裏有兩層意思：一是“君宜公舉”，對於傳說的堯、舜“禪讓”之事，儒家從“民意”的角度加以詮釋，孟子說舜有天下是“天與之，民與之”，又說“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實則“天”只是虛懸一格，歸根到底是“民與之”。就是說君因民而立，宜由民公舉之。二是“臣可廢君”，儒家盛稱“湯武革命”，認為君主若“德不稱位”，甚至殘虐臣民，臣民有革命的權力。
孔子懷抱“聖王取天下”的政治理想。他的思想邏輯是這樣的：王應該由聖人來做，哪位諸侯一旦在國中實行“王道”政治，便會得到天下人民的愛戴和擁護，得民心即所以得天下，這位諸侯也就會因此成為歷史上的“聖王”。孔子周遊列國，就是要尋找這樣的諸侯，而輔佐之。他相信，期年而治，世而後可。
但現實的問題是，沒有哪位諸侯願意接受他的建議。各諸侯國非但不肯實行“以德服人”的“王道”路線，卻完全背道而馳，推行一條“以力兼人”的“霸道”的路線。這也就是孔子及其後學所感到的一種歷史的悲哀--“天下無王”。我們可以把孔子的思想稱為原典儒學，即“內聖外王”的理想政治，他們的一切論說都圍繞這樣的思想核心。
如果對孔子的思想學說予以定位，我們可以說：它既不同於西周王官之學，也不同於後世民主主義。春秋戰國時代，“禮壞樂崩”，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很複雜的，其中有一條重要的原因，即是周公當時設計的政治制度的侷限性。這種政治制度以“親親”、“尊尊”為原則，將血緣關係推廣於政治領域，可以說是“任人唯親”的。當時的儒家不是像墨家那樣對西周文明持批判的態度，而是對“親親”、“尊尊”原則採取分析的態度，在孔子看來，血緣親情是人類自原始時代以來就有的，是符合人性的，因而是不應該加以批判的。
但當時社會既然已由血緣政治轉為地緣政治，那“親親”、“尊尊”原則便不應再侷限於“西周”時的狹隘意義，而應該由“親親”而“仁民”，由“尊尊”而“尊賢”，實現價值的疊加和轉換，並以此重新建構社會新秩序。孔子反對諸侯依靠武力強權來建立新秩序，倡導諸侯實行“王道”，首先“求諸於己”，即訴諸自己的道德理性來建立社會新秩序。這是不同於政治革命的內心的革命。所謂“人而不仁，如禮何？”以“仁”釋“禮”，實現由“禮”到“仁”的價值轉換。“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孔子的理想是普遍的人類之愛，這是人間正道，社會新秩序即當以此為基礎。
“仁民”、“尊賢”的思想合邏輯地發展，必然會導出“大同”理想和“禪讓”主張。孔子的“大同”理想見於《禮記·禮運篇》，孔子對子遊說：“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仁民”當然“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尊賢”當然要“選賢與能”。以“天下為公”為原則，“選賢舉能”不只限於臣僚，而且包括君主在內，由此當然會進一步提出君主“禪讓”的主張，《郭店楚墓竹簡》中的《唐虞之道》開篇即說：“唐虞之道，（擅）而不傳。堯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擅）而不傳，聖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之至也。”我們可以認為，“禪讓”思想是中國古代帶有民主色彩的政治主張。
引用 : http://blog.xuite.net/wenshengxin/twb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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