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關注民生，主張“為政之道，以順民心為本，以厚民生為本”（《二程文集》卷五），其思想中始終有一種鮮明的“富民”傾向。概要說來，其主旨有這樣幾項。
其一富民是為“政之急”。在國家和社會諸多事務中，儒家認為民生是最緊迫的事情。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回答說：“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孔子家語‧賢君》）正因為富民是最為急切的，所以儒家常常將民生置於優先的位置來認知和討論。
如子貢問政於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文中的“足食”是就人民的生活而言的，意為國家治理的關鍵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計，要讓人民吃飽穿暖。孔子將“足食”置於“足兵”之前，可見民生在孔子那裏不僅是重要的，更是緊迫的。史稱孔子“所重：民、食、喪、祭”（《論語‧堯曰》），也很清楚地印證了這一點。
從孔子的論述來看，他所謂的“足食”和“食”，似乎不僅僅限於溫飽，而是過上比溫飽更好的富裕生活，因為孔子肯定這也是人人可求的、合乎人性的生活，“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論語‧里仁》）
有一次孔子到衛國，弟子冉有駕車。沿途見到人煙稠密，孔子頗為高興，感慨地說：“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文中的“富之”一詞，鮮明而直白地顯示了孔子的富民立場；而“富之～教之”的先後秩序則表明，儒家固然極重禮義教化，但仍然主張富民是首要的，也是最為急切的。
事實上儒家民生優先、富民優先的價值取向，也為歷史上一些明智的君主所認同和接受，如漢孝平帝就如是說過：“蓋聞治國之道，富民為始。”（《漢書》卷十二）這類富民為急的體認，對於民生的改善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
其二富民是治國安邦的前提。在儒家思想裏，富民之所以為“政之急”，因為它有著治國安邦的重要政治意義。首先，富民是社會穩定的基礎。儒家認為現實的經濟利益決定人們的意識，即所謂“恆產決定恆心”，“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孟子‧梁惠王上》）這裏的“恆心”，既指人的道德意識，也包含人們的社會認同，和依禮循則的秩序觀念。
儒家認為此“恆心”與社會的治、亂密切相關，缺乏“恆心”，社會就會陷入無序和混亂，“茍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梁惠王上》）社會一旦出現“無不為已”的局面，當然也就不能實現有效的治理，“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治其民哉！”（《漢書‧晁錯傳》）
相反，儒家認為若“制民恆產”，使每戶有百畝之田，五畝之宅，家家栽種桑樹，又養雞、豚、狗、豕之畜，人人安居樂業，自會政通人和：“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孟子‧梁惠王上》）。
正是循此“恆產～恆心”的理路，所以儒家認為富民有著急切的現實合理性和必要性，“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孟子‧盡心上》）
所謂“反其本”，實即“制民之產”，亦即富民，此為安民致治的要津。其次，民富才能國安。儒家認為民心的向背是統治合法、合理性的最終依據，即所謂“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獲得人民的支持，統治者則必須“與民同樂”而不能“獨樂”，“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雖有台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所謂的“同樂”，其要義在於“與百姓同之”，“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而究其實即強調統治者應關注並解決好民生問題，“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孟子‧盡心上》）
儒家認為，惟有富民，才能贏得民心，也才能“王天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雖欲無王，不可得已。”（《孟子‧離婁上》）
此意亦誠如荀子所揭：“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篋已富、府庫已實，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荀子‧富國》）
其三富民是政府的天職。按儒家的理解，天生民而樹之君，“治人者”對人民負有無可推卸的政治義務和責任，用儒家的說法即是“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孟子‧梁惠王上》）
所謂“堯舜之澤”，其間最為基本的則是人民的生計問題，故儒家一再提醒“治人者”，要如“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離婁下》）
儒家還以“為民父母”為喻，強調富民也是統治者不可逃避的道義責任，“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滕文公上》）
因此，對那些不顧人民饑寒交迫、只顧一己享樂的統治者，儒家痛斥之“率獸食人”，根本不配“為民父母”：“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像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孟子‧梁惠王上》）顯然，在儒家看來“為民父母”是絕不應“使斯民饑而死”的，相反，政府有義務和責任讓人民過上“有粟如水火”的豐衣足食的生活，換言之，“治人者”天然負有富民之責。
其四富民是善治的標誌。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判定一個社會治理的好壞，一個政權的善與惡，其間一個重要標準，就是人民生活的品質與狀態如何；換句話說，一個人民安居樂業、人民富裕的社會，就是一個好社會，甚至是一個理想的社會。
如孟子就認為，“王道”社會就是能讓人民生活無憂的樂土，“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能讓人民過上豐衣足食的富裕生活，也就達到了理想的“聖人之治”；“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孟子‧盡心上》）。
事實上，在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會“大同”世界裏，民生無憂，人民生活幸福，也是其間突出的內容：“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禮記‧禮運》）
文中所謂“皆有所養”，就揭示這是一個民生無憂，“養生喪死無憾”的人間樂土。正因為如此，所以儒家深信：一個理想的社會，一個治理良善的社會，必然是一個民富的社會，即“王者富民”（《荀子‧富國》）。
引用 : 文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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