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是中華傳統文化的基本精神。中華文化中的“文”以人為本位，“人”以“文”為本性或自性，它通過人與自然、社會、人際，和人自身心靈的諸關係合乎中節的協調，以教化天下，並由此而開出禮樂文化、人倫文化、仁愛文化、人神文化、自然文化和生生文化等。
所謂人文精神，是指對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尊嚴、價值、意義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對價值理想，或終極理想的執著追求的總和。人文精神既是一種形而上的追求，也是形而下的思考。它不僅僅是道德價值本身，而且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權利和責任。儒學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核心，其人文精神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憂患精神。
儒學憂國憂民的憂患意識，是對於國家生存和人民生命的關懷，是對個體和整個人類生命存在的命運、未來變化的責任和使命意識的表徵。
中華憂患意識之所以孕育，基於宗教的人文化、聖王的分裂和士的自我覺醒。孔子講“士志於道”，士作為道德價值理念的維護者，肩負起拯救社會無序的宏願，激發起無限憂道憂民的悲情。“君子憂道不憂貧”，這種憂道的積極入世品格，使憂世憫民精神得以提升，而與仁相融合。孟子繼承孔子，提出“憂患”的概念，認為人的生命存在，事業興敗，國家存亡，都與有否憂患意識相關聯。
憂國憂民之心是責任意識、承擔意識得以生發的活水，是以自我關懷和群體關懷的博大情懷，與民同憂同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以百姓憂樂為自己的憂樂，百姓也會以國王的憂樂為自己的憂樂，和普天下人同憂同樂，就可以達到聖王的境界。
《周易》是憂患之作，孔子韋編三絕，為之作《傳》，就是要使人懂得知危則戒懼，才能平安無危；知平安無危則偷安，就會傾危。這就是要居安思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這樣才能長治久安。總之，儒學的憂患精神是對國家民族關懷的博大情懷；是面臨危難、困境而不屈服、不畏難的積極參與、敢負責任的精神；是救民族於危亡、救人民於水火而敢於犧牲奉獻的精神；是居安思危、處興思亡的辯證理性精神。
在當前人類面臨人與自然的生態危機、人與社會的文明危機、人與人的道德危機、人的心靈的精神危機、文明衝突的價值危機的危難之時，中華民族應高揚憂患意識，在回應與化解人類五大危機中做出自己獨特的貢獻。
第二、樂道精神。
樂道精神是以求道、得道為快樂的精神。人總有所嚮往、有所追求，這是精神的特殊需要。此“道”可以是一種理論、學說，也可以是一種高超的技藝，如茶道、花道。它們都可以給人以精神的寧靜、愉悅和享受。在這種享受中人的精神獲得了提升，情操獲得了超拔，氣質得到了陶冶。
樂道精神在孔子的求道歷程中得到充分體現，他“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一生孜孜追求，發憤忘食求道，而憂道之不可得，一旦得道，樂而忘憂，這種樂道精神，是得道時的美的精神滿足。
為獲得得道的精神滿足，顏回寧可放棄富裕的物質生活，而甘於貧賤。後來孟子發揮這種樂道精神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這是講應怎樣堅持自己的信念和原則，不被富貴、貧賤、威武所迷惑、動搖、屈服，而放棄自己的信念和原則，即不放棄求道、得道之樂。
孔子認為，樂有兩種，一是對人有益的快樂，如符合禮樂節度，稱道別人的善處，交賢明的朋友，這是真快樂，包含著豐富的仁義禮樂的內涵，是樂道精神的體現。二是對人有害的快樂，如以驕傲為樂，以遊蕩為樂，以晏食荒淫為樂，這種快樂是不符禮樂節度，有違仁義廉恥的快樂，是非樂道精神。
孟子並不否定，人可以從感官欲望和自然生理本能的滿足中獲得快樂，但反對縱欲、佚遊、晏樂的滿足和愉快。雖然孟子把“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並提，將“理義”的道德愉悅和道德美感，與感性愉悅和生理美感並非並重，但實際上孟子更重視前者。理義的愉悅，即樂道精神的體現，亦樂道精神的內涵，具體而言，如事親從兄的仁義之樂，知此節此的智禮之樂。這種道德愉悅使人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達到道德美感的精神境界。
孟子認為達到誠的境界，是最高的樂道精神的體現。“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反身而誠”的大樂，是對最高的道德境界的愉悅體驗。把誠提高到天道的位置，便是一種天人合一境界的內外融合而產生的愉悅。
樂的享受，孔、孟雖都肯定心理、生理情欲滿足引起的快樂體驗，但重心逐漸從物質的、感性的、生理的層面，轉向精神的、道德的、理性的層面，追求“樂心”和樂道。樂道和樂心，就是要塑造真善美和合境界，這是樂道精神所追求的終極境界。
第三、和合精神。
和合是儒學對人的生存、意義及可能世界的思考活動，它是儒學所普遍認同的理念，並縱貫儒學演變的全過程，儘管先秦以後有斷裂，但現仍有傳承，它橫攝社會倫理道德、心理結構、價值觀念，行為方式、思維方式、審美情感等。
儒學和合精神是其價值理想，既是宇宙精神，又是道德精神，是天道與人道、即天人合一的精神，是人與社會、人與人、人的心靈衝突融合而和合的精神。和合是天地萬物存有的根據或原因；是存有的方式；是動態的、開放的過程；是心情寧靜安詳，心緒和平恬淡，心靈充實愉悅的境界。其目的是達到人和而天和，人樂而天樂的天人和樂的和合境界。
第四、人本精神。
西方人本學的本義，是指研究人類起源和人種演化的科學。費爾巴哈把自己哲學稱為“人本學”，是指以自然感性的人為基礎和中心的哲學。中華古代人本是指以人為根本，肯定人在自然社會中的地位、作用和價值，並以此為中心，解釋一切問題；在解釋一切問題中體現的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價值，便構成一種人本精神。
較早提出“人本”概念的是管子。管子所講的人本，就是把人當作人看，尊重人格，尊重人的自我意志，滿足人的需要，可稱為人本位主義。孔子的人本精神不僅在把人當作人看，尊重人格，而且重如何做人，怎樣做人，關懷人的內在道德修養。
孔子仁學充分體現了人本精神。他所說的人，是具有人格的人，而不是其他外在要素的附屬品或派生者。因為孔子仁學的核心是講人，所以仁學也可稱為人學或人本學。
仁之所以說是人的內在超越，首先，在於仁與人在內涵上有互相貫通、圓融之處。如“泛愛眾，而親仁”是講博愛大眾，親近有道德的仁人。其次，人應該是有仁德的人，無仁德就不是人。仁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行為規範或道德標準。再次，愛人雖意味著由主體而及於客體，但要求由主體自我做起，樹立主體性人格。從內聖仁的自我修養，到家庭仁的實踐，再到外王仁行天下，貫穿著愛人而人人互愛的人道（仁道）精神，這是人本精神的血脈和生命。若無仁道精神，人本精神不僅不能實現，而且也不可能實現。
戰國時，戰爭頻繁，人民苦難。睿智的思想家大都超越國家的侷限，從天下人的視角來思考戰爭問題，墨子提出“兼相愛”的主張。孟子的仁，是人的哲學昇華，是人本精神顯現，也是人的本質的體現。仁的本質就是人，無人就無所謂仁；人又蘊含著仁，無仁，人體、人的本質便無以表現。“仁也者，人也”，“仁，人心也”。於是孔孟從仁中發現了人及人的本質，從仁學中建立了人學。只有當人超越了自然人、本能人，人的本質才被發現，人本精神才得以體現。
荀子繼承孔子的“仁者愛人”，而又發現孟子“親親仁也”的思想，又接受了墨子的“兼受”思想。他把愛分為愛人和愛民兩個層次：從愛人來說，是仁者之事，施予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愛，以及不同敬。愛人是有限定的、非普遍的愛。二從愛民來說，是政治價值的選擇，而非道德價值的選擇；是以普天下所有的人為施愛的對象，而非以親者、賢者、貴者為先為厚的施愛對象。
儒墨都強調泛愛眾的人類之愛的人本精神，當儒學在強調“仁”要從自我做起的時候，就確認了個體主體的獨立人格和尊嚴，這標誌著個體主體的自覺。個體主體的提升為類主體，並從人性的普遍性說明人的類存在。儒學對個體主體和類主體的地位、作用、價值的獨立性、尊嚴性的肯定，即是人本精神的確立。
第五，篤行精神。
它突顯了儒學入世品格和剛健精神，是儒學積極投身現實社會，奮發進取，自強不息，追求自己理想價值實現的精神。儒學認為，憂患精神的化解，樂道精神的實現，和合精神的追求，人本精神的弘揚，都有賴於篤行精神的支撐和踐行。
儒學以其入世品格和剛健精神，激發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和憂患意識；提升了處貧賤而樂於求道的樂感精神；探索了“和實生物”和化解人與自然、社會、人際衝突融合的和合精神，培育了仁者愛人，民貴君輕，水（人民）能載覆舟的人道（人本）精神。在憂患、樂道、和合、人本四精神中，都蘊涵著篤行精神的意蘊。
孔子既重視認知主體和知識的來源問題的探討，又強調行的價值，講求學與行、言與行的一致、融合。孔子主張聽言觀行，重視對行為的考察，“君子不以言舉人”，選拔人才不能只聽言，否則能說會道者，阿諛奉承者會被選拔上來，而埋頭苦幹者，能幹實幹者就會被冷落。孔子看到了言與行、知與行的衝突，主張轉知為行，知行統一的篤行精神。
引用 : 文生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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