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盡心上》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者，則知天矣。”
由“盡心”而“知性”，再到“知天”，這個順序很耐人尋味。
按照我國傳統文化的理解，
“天”乃人之為人的根據，它落實到人便表徵為人性。
人們只有返回到自己的內心，
通過自我覺解和覺悟，方能體認並把握住這個人性。
這是人的道德人格自我成就的基本理路。
儒家講“盡心知性”，佛家禪宗則講“明心見性”。
說法雖有異，其道理一也，它們都是強調擴充人的本己之性理。
人生在世，不可能不遇到各式各樣的誘惑和干擾。
這正是傳統文化之所以教育人們為什麼要加強心性修養的原因所在。
所以，孟子主張人要“求其放心”；莊子則講“哀莫大於心死”。
宋儒陸九淵亦強調“發明本心”、“切己自反”，
指出：“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
此心之良，人所固有，人唯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
先哲們千言萬語，無非都是在強調人應該須臾不忘反省自己，
使之回歸至自我的本然之性、固然之理、當然之則上來。
這樣的“我”才是那個真實的“我”，而不是那個丟魂的“我”。
無論是“盡心知性”，還是“明心見性”，
所知、所見者歸根到底均不外是人性之理罷了。
誠如孟子所言，這個人性之理非“外鑠”也，
而是人之所以成其為人的內在根據，它植根於人的本然處。
但是，隨著現代科學時代的來臨，
從科學認知的角度看待一切，成為現代人的一種普遍的偏好。
人們不僅喜歡拿科學眼光審視宇宙，而且願意拿科學眼光審視人生。
在科學視野內，“人”就不能不淪為一個普通的生物學事實。
如此一來，
我國古代先哲孜孜以求的那個“人性”之“理”便不可避免地遭遇遮蔽和陷溺了。
科學在其方法論上有一大特點，就是還原論思路。
因為科學解釋的基本路數，
無非就是把研究的對象當作結果，然後去追溯造成這種結果的那個原因，
進而建立二者之間的函數關係，並用數學語言加以刻畫和肯定。
拿這種方法去研究“人”的時候，人的性理就被還原為倫理，
而倫理又被還原為心理，心理進而被還原為生理，生理最後被還原為物理。
經過這樣一系列的還原，這一端還是“人”，另一端卻成了“物”了。
人的物化正是緣此而發生。
按照這種解釋思路，
我們總是把人的行為歸咎於生理原因，而不再去尋找道德原因。
它固然緩解了人們的道德焦慮，但客觀上也縱容了人的為所欲為。
壞人不再是“壞人”，頂多是“病人”罷了。
因為人們總可以把他的敗德行為，
歸因於生理的偏差或生物學本能了事，無需追究其品德上的瑕疵。
既然是“病人”，我們不僅不能譴責他，相反卻只能同情他。
這也恰恰是今天的敗德之人，
之所以在做完壞事後還能理直氣壯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這一語境中，羞恥感蕩然無存。
記得我在媒體上曾見到過一個死囚，
他在接受採訪時，對自己的犯罪行為並未做什麼懺悔，
有的只是用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邏輯來替自己辯護，令人慨嘆不已。
這一個案從反面說明，人的行為無論好壞，固然都是有原因的，
甚至可以找出生物學和生理學基礎，但並不能因此，
就有了拒絕從道德上加以考量和評判的豁免權。
所以，一個人如果不能時時反躬自省，
而是一味地著眼於外部環境和外在的理由，
就會遠離自己的本心和本性，它帶來的不是行為的放縱就是自欺欺人。
孟子早在兩千多年前就已經把其中的道理說透了，
關鍵在於我們現代人還有沒有聆聽的虔敬和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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