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應該既窮得起，也富得起，無論什麼境遇都能夠以平常心待之。
這正是孟子所倡導的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境界。
在一個充滿欲望且到處都是擋不住的誘惑的時代，
“君子謀道不謀食”的清貧思想，始終都是一副必要的清醒劑和解毒劑‧‧‧‧‧‧
子曰：“”；“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
在“道”與“食”、“道”與“貧”的關係上，
孔子的立場是極鮮明的，他所真正在乎的是“道”而不是別的什麼。
正因此，孔子方能做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即使是粗茶淡飯、曲肱而寢，照樣自有其樂趣。
夫子自況道：
“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論語‧述而》)”。
“食”也好，“憂”抑或“老”也罷，
孔子都可以把它們統統置之度外，此所謂“忘”。
孔子稱讚其最賞識的弟子顏回說：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賢哉！回也”(《論語‧雍也》)。
孔子如此讚揚顏回，
是因為他在顏回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唯顏回才是真正繼承其衣缽者。
孔子及其弟子的這份淡泊，就是宋儒周敦頤津津樂道的所謂“孔顏樂處”。
其實，老子也說過類似的話：
“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老子‧第十二章》)。
這裏需要注意，“為腹”不是“謀食”。
“謀食”代表的是向外探求，
是貪婪，是攫取和佔有的姿態，它只侷限於追求肉體欲望的滿足；
“為腹”則不然，按照林語堂先生在《老子》英譯本中的解釋，
“腹”不過是指人的內在的自我，而“目”則是指人的外在的自我或感覺世界。
在“為腹”和“為目”之間，
“聖人”不是無可無不可的，而是有所擇取，是態度鮮明的，所謂“去彼取此”。
我們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有一種優秀品格，就是“不食嗟來之食”。
《禮記‧檀弓》記載了一個小故事，說的是當時的齊國發生了一場大饑荒，
有個名叫黔敖的富人在路旁準備了些食物，以備饑者來食。
饑腸轆轆、衣衫襤褸的窮漢‘蒙’來到了這裏，
黔敖左手捧著食物，右手拿著水杯，矜持地叫道：“喂！你過來吃吧！”
‘蒙’抬頭瞥了他一眼，
說道：“我正因為不吃這樣的嗟來之食，所以才落魄到這般地步！”
意思是，
我怎麼能夠接受你的這種居高臨下的恩賜呢？！結果‘蒙’饑餓而死。
從這裏，我們不難體會出一個道理，就是氣節比食物更重要。
不食嗟來之食，其氣節可嘉。
范曄在《後漢書‧列女傳》中亦強調同樣的道理：
“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
能夠在清貧中體會到快樂，
無疑是那種超越肉體羈絆的精神解放才能達到的。
印度詩人泰戈爾說過：
“小鳥的雙翼一旦被繫上了黃金，也就不能再飛翔了。”
而清貧的真實含義，不在於不得不過一種貧困的生活，
而僅僅在於富裕中能夠選擇一種簡約生活。
這當然不是說讓今天的人們都去做當代的“苦行僧”，
而是說即使在富饒無比的生活中，也應當力求保持一份超然的情懷，
和安之若素的心境，約束自己不要過度地貪婪和欲壑難填罷了。
不能像魯迅先生所諷刺的那樣，“人一闊，臉就變”，如此之淺薄。
一個人應該既窮得起，也富得起，無論什麼境遇都能夠以平常心待之。
這正是孟子所倡導的那種“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的境界。
依今人的眼光看來，“孔顏樂處”可能過於迂腐了。
這種“安貧樂道”的精神，
倘若要在我們現代人這裏實行起來，恐怕既不合時宜，也難以真正奏效。
如果把一種既不合時宜，又不能奏效的主張硬要勉強推行的話，
大家做不到怎麼辦？
於是就只好“裝”，由此便不可避免地淪為虛偽。
歷史上出現過的教訓不可不察。
宋明理學被人詬病為“偽道學”，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於是就有所謂“真小人”與“偽君子”之辯，孰是孰非的爭論甚至一直延續至今。
讓所有的人都變得像孔子和顏回那樣淡泊，的確不可能做到，
但這種精神仍然有意義。
對於今天食不厭精，
尤喜饕餮大餐和大快朵頤的現代人來說，它總是有一種鑒誡作用。
在一個充滿欲望且到處都是擋不住的誘惑的時代，
“君子謀道不謀食”的清貧思想，
始終都是一副必要的清醒劑和解毒劑，從而不失其啟迪價值和昭示意義。
僅此一點，它也就有了存在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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